比如，陕西省的某中学再起教师职业行为规则中规定：异性师生谈心、辅导要在白天进行，要打开房门（参见：《北京青年报》，4月23日）。

然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而言，无论如何强调国家主义或中央集权，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乃是不可避免的。其他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实施法律的重要性远远无法和法院的地位相比较，如果其他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在实施法律的过程中与法院对法律的理解有冲突，那么法院就有凌驾于其他国家机构或社会组织的权威，是实施法律最具有权威性的机构。

但就中国语境而言，真正的法律多元主义不应当仅仅关注民间习惯法，而应当关注数量庞大、在中国发挥巨大政治社会功能的法律规范，那就是党规党法。正是在借鉴西方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法制"这个概念也慢慢地被"法治"概念所取代，"社会主义法制"变成了"社会主义法治"。以至于当我们说到法律、法制/法治、依法办事、依法治国等的时候，脑子里想到的完全是国家正式制定的律法，党的政策、党内规章、民间习惯法、社会道德规范等非但不属于法律或法治关注的范畴，而且恰恰是法律或法治所要克服的对象。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就确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社会主义法制十六字方针，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有法可依"。事实上，即使在西方历史上，律法中心主义和法院中心主义对应的也仅仅是18、19世纪法律实证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形成的法治观念，这种法治观念强调法治的自洽性，被看作西方法律社会学家看作是"自治型法"。

"执法"原本是一个包括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的实施法律的广泛概念。] 举例来说，中共中央的"八项规定"出来之后，尽管国家的法律没有增加一条，法官也没有独立，但是整个法律的秩序和社会风尚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依据马基雅弗利的理论，统治者选择治理手段，只应问是否有效，而不要考虑是否正当。

但是，相对的灵丹妙药还是被人们找到了，这就是公开、透明。（二）法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法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主要有四：其一，指引作用。如柏拉图主张"哲学王"之治，他认为，哲学王具有勇敢、大度、聪敏、强记的天赋品质，由哲学王治理的国家是"第一好的国家"。而就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改革不仅是其实现的基本条件，而且对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当然，行政审批改革也不能是取消下放得越多越好，对于那些关系到公民生命、健康和国家安全的审批项目，如医生的执业资格、金融机构的建立、核电站的建设等的审批，是绝对不能取消、废止的，对这些审批项目的改革主要应是程序的正当化和高效化。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祇和理智的体现"[14-2]。

其六，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无君子，莫治野人"[2-1]，韩非说，"治民无常，唯治为法"[2-2]。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政府的行为不服，尚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一点我们从近年来成千上万的网民积极参与法律法规立、改、废的讨论，积极参与对各级政府社会、经济政策的评论，积极参与对"躲猫猫""钓鱼执法"及"表哥""房叔"等事件的关注和监督可见一斑。

公众参与权的前提是知情权，没有知情权就不可能实现参与权。目前，社会运行体制改革主要任务有四：其一，促进各种社会团体、组织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发展、完善，进一步推进部分国家公权力向社会转移，使得能够通过社会自治办理、解决的事项、问题尽量交由社会办理、解决。在传统社会，公权力集中于国家，国家通过各级官僚机构治理民众。其七，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

其二，推进司法公开，通过司法公开保障司法公正。"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9-2]，改革也不可能例外。

一些地方和部门不是积极推进改革，而是消极应付改革：对其主管的审批项目边减边增、明减暗增，对其有利可图的项目尽量保留，而真正取消下放的只是一些对其无关痛痒的项目。权利监督主要指公民和公民组织的监督、舆论、媒体监督。

在"人代会"和"党的代表会议"闭会期间，"党的代表会议"授权同级人大常委会中的党员委员，组成各级"党的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行使"党的代表会议"的职权。但是，文化这种软手段的作用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却是不可或缺的。政府以人为本、为民服务不应该只是口号，而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包括权力制约和权利制约，内部制约和外部制约。其二，加强监督和制约。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

但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也存在治理环境恶化、治理激励机制不完善，甚至出现某些"负激励"的问题。正因为政府也不是天使，所以需要对政府有外在和内在的控制，需要法治。

因为现代社会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以及公权力的配置大不同于传统社会。法治具有为国家治理指引目标、方向的作用。

（三）行政体制改革 行政体制是国家治理体制的重要环节。其五，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判监督关系。

但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环境、条件已大为改观，故完全可能和应该适当加快改革的速度、加大改革的力度。早期的民主主要是代议制民主，但由于代议制民主在实际运作中产生了很多缺陷和弊病，代议机关的代表在立法和重大问题的决策中往往并不代表全体人民或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而主要代表其所在党派的利益和某一特定利益群体的利益。建立这样的机制有利于通过正式的民主组织形式对各级党委和党的工作部门的权力运作予以制约[11]。为其他生命体的生存和发展创设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既是我们人本身生存、发展、幸福的需要，更是我们现代人理性和文明的体现。

并通过法律设定的监督和救济机制为合法权益受到乱改革、滥改革侵害的受害人提供法律救济。现代国家治理客体已经完全立体化，治理不仅指治国（国家机关），而且指治党（特别是执政党），治社会（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社会自治组织等），还指治市场（商品、贸易、投资、金融等各种市场）。

当然，这条道路究竟如何走，应通过何种具体途径实现对执政党各级党委及其工作部门行使公权力行为的制约监督，尚待执政党自身，以及学者们认真和艰难的探索。马基雅弗利则把这种权术之治推向极至，他说，"那些曾经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却不重视守信，而是懂得怎样运用诡计，使人们晕头转向，并且终于把那些一本信义的人们征服了"。

在我国，要创建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就必须大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这几年我们各级政府实施的官员问责制，被问责的官员不少，相应制度起了一定的作用。

即使当时在一些国家、地区存在一定的物物交换或商品交换，也远远构不成今天的市场经济。韩非对"术"也有几乎同样的解释："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也"[2-7]。民主包括代议制民主、参与式民主和协商式民主。现代国家治理客体相对传统国家治理客体的变化不仅是社会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发展进步的必然，同时也是人们观念、理念发展进步的结果。

当然，现代国家治理目标以人为本，不是我们的治理应该只考虑人的利益，而可以不顾及其他生命体的生存和发展。所以，现代国家治理不能仅专注于国家和国家公权力，还必须关注社会和社会公权力。

这样，一些党委和党的工作部门即使工作做得再不好，有关领导干部即使再腐败，人大和人大常委会也不能罢免或撤换他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就更难对其行为加以制约和监督。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有效运作的政府，要改善和提高其治理能力是不可想象的。

正因为人不是天使，所以需要政府。当下我国治理环境总体上是良好的，治理激励机制也基本是完善的。